编者按
随着生物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智商测试、基因工程的话题常常引发舆论的关注。尤其是二〇一八年中国遗传学者贺建奎利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方法，协助一对夫妇生下两个健康的婴儿之后，对于法律监管薄弱和伦理边界丧失导致的优生竞赛的危机感，更使新的优生学议题不断进入公共讨论视野。本文描摹二十世纪前半叶优生运动的全球图景，检视旧优生学的是非成败，意在提醒人们，虽然曾经的优生学已成为伪科学，但优生学运动内含的所谓左、右翼社会理想，政治动机和国家逻辑依旧根深蒂固，防止新的优生技术的滥用是未来至为重要的命题。
优生学的罪与罚
文 ｜ 田方萌
（《读书》2026年4期新刊）
历史上有两种大事。一种当时不为人知，后来举世皆知。一种当时轰轰烈烈，后来被人遗忘。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当时只有少数党员和租界警察知晓这件大事。两个月后，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纽约召开，四百多位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众多西方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这次会议，“优生学”（eugenics）这个词都让人觉得有点怪异。
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展厅（来源：eugenicsarchive.org）
一 一场横跨左右翼的社会运动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优生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绵长悠远。直到一八八三年，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才正式提出了“优生学”这一名称。就像生物进化通过自然选择塑造人类，优生学家试图借助社会选择的方式改变遗传结构，进而改良人类品性。在一九〇四年的一次演讲中，高尔顿乐观地宣称：“大自然盲目、缓慢而残忍地作孽，人类却能审慎、快速和仁慈地行事。”对于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优生学提出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的解释和对策，人们从中看到了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景。
风气守旧的英国没有将优生学转换为社会政策，处于进步年代的美国则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众多优生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其中优生学纪录馆（Eugenics Record Office）最为知名。该馆主任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像高尔顿一样相信人类品性主要来自遗传，优生学能够通过降低“劣质人口”的生育率，将人类从愚昧、贫困和疾病中拯救出来。优生学纪录馆的培训项目吸引了不少青年前来学习，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潘光旦也报名参加，并于一九二四年成为美国优生学会的会员。
1920年，优生学纪录馆田野工作者培训项目（来源：eugenicsarchive.org）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优生运动在西方达到高潮。优生知识在公众中普及，大学里普遍开设优生课程，政治家和学者们都习惯于从优生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优生学受到很多名流支持，在英国有当过首相的张伯伦和丘吉尔、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小说家威尔斯和诗人叶芝，在美国有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和柯立芝三位总统，还有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发明家贝尔、飞行家林德伯格等人。优生学为当时的西方社会提供了一种“认识型”（episteme）话语，它不仅是一门新科学，也构成一个时代的知识地层。
今天，优生学常被人们看作一种反动落后的意识形态，似乎只有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才会信奉它。美国心理学者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在二〇二一年推出的《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以下简称《基因彩票》）一书中，就将“优生学”归为对立于左翼平等主义的极右翼立场。然而，当年优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不限于右翼人物，而是横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边。右翼寄望优生运动保持种族品质，左翼则希望通过它缩小阶层差距。例如，英国费边社的领袖韦伯夫妇等人是优生学的热情呼吁者，身为该社成员的剧作家萧伯纳曾经直言：“人类优生选择的社会化是唯一根本上可行的社会主义。”
类似韦伯夫妇，英国优生学家皮尔逊（Karl Pearson）是一位具有费边倾向的社会主义者，德国优生学的创始人普洛茨（Alfred Ploetz）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此外，优生学与女权运动都提倡某种形式的生育控制，美国女性主义者戈曼（Emma Goldman）和推广节育运动的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都是优生学的鼓吹者。非洲裔社会学家杜波依斯也支持一种“黑人的优生学”，他领导下的有色人种促进会鼓励其成员生出“更好的婴儿”。
众所周知，纳粹政府一九三三年掌权后施行了大规模的优生政策；鲜为人知的是，此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提出过一套优生方案。尽管很多社民党人后来受到纳粹迫害，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纳粹的优生措施。社会民主主义主导的北欧国家同样通过了绝育法案，苏联政府在成立之初也曾尝试过优生项目。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生物技术和政策工具，优生学受到右翼和左翼的同时利用，倒是保守的天主教会极力反对优生运动，因为其教众认为人类不应当取代上帝在繁衍中的角色。
二 与种族主义的复杂关系
随着近年来各国优生学史研究的累积，优生运动的全球图景才逐渐浮出水面，呈现出不同社会语境和政治情境中的复杂形态。既然优生学曾得到了左右两翼的支持，在很多国家面貌多样，为何它后来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伪科学”，在近年来西方的“觉醒”运动中又受到新一轮清算？优生学的确有罪，可它的罪名未必适当。例如，优生运动常被归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技术实践，但前者要求采取有力的社会控制，后者则主张最少的政府干预，两者的思想路径大异其趣。
电影《千钧一发》（Gattca, 1997）海报，这部影片构想了一个科技至上、基因决定命运的未来世界（来源：douban.com）
优生学更严重的罪名在于它同种族主义纠缠不清的关系——优生学的批评者们相信，从人种改良到种族灭绝之间存在一条明确的因果链条。在评述优生学史的近著《控制：优生学的黑暗历史与恼人现状》一书中，英国遗传学者卢瑟福（Adam Rutherford）就提出一种滑坡论：他认为优生学不断将更多群体划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人”——起初只包括残障者、智障者和醉酒者，后来扩大到罪犯、同性恋和混血儿，最后将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人也囊括进来。他承认大屠杀成因复杂，却仍然强调：“优生学的道路直接通往奥斯维辛的大门。”
优生学在创立之初的确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种族问题也成为优生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美国主流的优生学强调白人的优越性，支持歧视有色人种的社会政策。例如，达文波特担心美国白人在未来被其他人种替代，他的一位同行格兰特（Madison Grant）更是借优生学鼓吹“科学种族主义”，促使联邦政府出台了限制移民的法案。格兰特的代表作《伟大种族的消逝》影响了希特勒的种族观，美国各州的绝育法案也为纳粹的优生政策提供了可以效仿的先例。
然而，这并不表明种族主义源于优生学，更不意味着它应当为集中营中的罪行承担全部责任。普洛茨于一八九五年首次提出“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一词，其中“种族”是指血脉相近的人口，并无后来的种族主义含义。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优生学并不排斥犹太人，普洛茨和其他优生学者（其中一些是犹太人）推崇犹太人的杰出成就，并希望犹太人与日耳曼人联姻。早期德国的一些优生学刊物甚至认为犹太族群在血缘上接近雅利安人种。
反犹主义早在优生学普及之前就已兴起。在希特勒等纳粹党人眼中，犹太人控制了资本主义体系，还发动了共产主义运动，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的崛起，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导致了极端种族主义。优生学不是排犹运动的主要驱动力，而是被纳粹政权滥用和败坏的一套学说。有些德国优生学家的确参与了纳粹的暴行，另一些并不赞同德国种族政策，其他国家的优生学家则明确反对种族主义。一九三九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上，以美国优生学家缪勒（Hermann Mull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份宣言，文中就公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种族偏见。
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潘光旦成为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优生学家，积极提倡“强国优种”。在一篇追怀潘氏的文章中，葛兆光为优生学如此辩护：“……优生学在一段时间内，似乎与一些类似纳粹的政治问题连在一起，……（但）很多理论本身并没有政治动机，……理论不能替政治负责，这就好像制造菜刀的工厂不能为用菜刀杀人的罪犯负责一样。”
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来源：thepaper.cn）
然而，优生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门学科不能担负错加其上的反犹重罪，却也不是全然无辜的。它像是混在一群坏人中的从犯——有时受到牵连，有时替人受过，自身真正的罪行却被掩盖了。它在理论层面的错误，首先在于忽视了环境之于人类行为的作用，正如卢瑟福所言：“所有的（人类）品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遗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主要由遗传决定。”早在一九二五年，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就敏锐地指出：“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道德崩坏的环境中，这种状况足以拖垮普通家庭。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开启这种恶性循环，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更可能来自环境而非遗传因素……”
其次，优生学者误将人类的复杂行为简单归于个别基因，可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只能解释亨廷顿舞蹈症等少数疾病，绝大多数人类品性取决于多个基因的不同组合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遗传学家已经发现绝育政策不会取得优生学声称的效果，因为导致遗传缺陷的隐性基因存在于众多的正常人体内，他们的数量远超过遗传病的患者。禁止“劣等人口”生育只能使目标基因减少微不足道的比例，一个国家的“人种改良”计划也就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
有鉴于此，潘光旦在介绍优生学时就承认：“就研究一方面而论，此（优生）学实尚在材料搜集时期；整理功夫既不足，则前途具体之结论如何，其可因归纳而得之法则又何若，更有不可臆断者矣。”潘光旦的女婿，生物学者胡寿文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期《读书》上总结道：“……我们大概可以不错地说，二战胜利以前的优生运动的破产，有两条原因：一是遗传学本身的知识还很单薄；二是那些旧优生学者对人类遗传基因和它们的遗传动力学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
三 以“净化民族机体”的名义
以今天遗传学的眼光来看，优生学的原理错得离谱。但它主要的罪过还不在于理论错误，而在于将社会理想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达尔文读过高尔顿的优生学著作后，就感到后者的主张不符合扶助弱者的现代文明观。有“达尔文的走狗”之称的赫胥黎也认为优生政策会伤害个体权益。与他们的谨慎观点相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声言：“……在（为民族生育健康子女）方面，国家必须担当起千年大业守护者的角色，面对这个崇高使命，个人的意愿与私欲必须无条件屈服。”
优生运动的推动者们自认为在追求一项崇高事业——实现种族机体的净化。他们相信人类能够取代自然选择，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其进化过程，因而主张由政府严格控制生育行为。他们曾期待人口素质较好的中上阶层养育更多子女，然而这些阶层的家庭更可能使用避孕措施，国家也很难强制提高其生育率。降低下层民众的生育率则容易实现——政府可以下令禁止他们结婚，采取隔离措施或强制绝育，优生学在实践中就演变为针对“不良基因”的“清零运动”。由于界定标准常常模糊不清，给执法者留下滥用权力的机会，目标群体的生育权利和行动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甚至被完全剥夺。
在国家能力强大的地区，优生政策造成的后果往往也更恶劣，以威权传统深厚的德国为甚。一九三三年，纳粹政府的内政部长弗里克（Wilhelm Frick）谈道：“新的人口与种族政策将遵循遗传学、生命选择与种族卫生学的原则……为了提高遗传健康后代的数量，我们首要任务是减少对社会不适应者、劣等群体以及无可救药的遗传病患者的支出，并阻止具有遗传缺陷者生育。”当年纳粹政府通过了一部优生法案，规定对各种遗传病患者、严重畸形者和长期酗酒者实行强制绝育，后来受此处置的群体约有四十万人。
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海报，纳粹政府通过对比遗传病患者与健康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向公众灌输有关遗传病患者等群体的错误观念，推行种族政策（来源：germanhistorydocs.org）
正是在“生命选择”的意义上，优生学运动与种族灭绝体现了类似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被不良的基因或人种污染了，需要采取强制手段清除干净。两者都被纳粹政府视为“净化民族机体”的有效手段，优生学也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宣传话语。德国侵略波兰后，为了节省医疗资源，希特勒启动了“T4计划”，将绝育政策升级为“安乐死”，系统和秘密地处决七万多名具有身心缺陷的病患。这为杀害犹太人的“死亡工厂”提供了样板，许多“T4计划”的工作人员后来也参与执行了“最终解决”方案。
在自由传统深厚的英美国家，优生学家则以一种争取“积极自由”的论证方式，为他们的激进主张辩护。例如，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针对优生政策评论道：“……此举绝非扼杀自由与欢乐，而恰是为保障并增进自由与欢乐创造条件。……在这些事务上，园丁打理花园的智慧，正是我们的象征与指南。”比起保守的天主教，有些新教的自由派人士认为优生学是“净化”社会的有效方式。很多新教地区将绝育政策确立为法规，包括北欧国家、美国、德国、瑞士沃州和加拿大西部省份。
20世纪20年代，美国优生学会颁发的“更健康的家庭”（Fitter Families）奖章（来源：americanhistory.si.edu）
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二十三名德国医生和研究人员被控犯有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其中十六人被判有罪，七人被处以绞刑。他们的罪行包括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规模屠杀，策划和参与纳粹实施的“安乐死”计划、优生政策和人体实验项目，以及参与杀害集中营囚犯的活动。美国的优生学家在战后没有受到法律指控，但他们也得到了道德上的审判，在学术史上变得声名狼藉。
有别于美国的运动和德国的暴行，北欧国家的优生实践没有受到多少批评。从一九三四至一九七六的四十年间，仅瑞典一国就有约六万人做过绝育手术，按人口比例计算是德国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间绝育人口的两倍。北欧的优生运动未受谴责，并非由于绝育人数不多，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优生措施相对温和，很少强迫具有遗传缺陷的国民接受绝育手术。北欧国家的优生法规建立在个体自愿的基础之上，其政策制定者也曾严厉批评纳粹政府的种族主义和优生政策。负责修订一九三四年瑞典绝育法的议会委员会就明确声称：“若像德国法律那样大规模允许未经同意的绝育，很可能与瑞典的正义观念相悖。”同年挪威通过的绝育法以缺乏抚养子女能力作为判定绝育手术的关键标准，并且规定只有在疾病遗传给后代的明确风险下，人类遗传性才能作为绝育的合法依据。这一规定并不像纳粹那样主要考虑“种族卫生”的“整体利益”，而是接近当代优生技术采用的个体化方案。
四 学术遗产和新优生学
纳粹的罪行在“二战”后公之于世，优生学在西方世界受到猛烈批判，整个学科走向消亡。优生学者纷纷另谋他就，改换门庭，原有的学术期刊也打出“人类遗传学”之类的旗号。美国的优生学纪录馆在一九三九年底就已关闭，该馆主任达文波特于四年后逝世。他的中国弟子潘光旦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版了《优生原理》，很快也将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放弃优生学研究。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逐渐遗忘了优生学的复杂历史，只将它记取为一种恶果累累的“伪科学”。然而，正是优生学家将现代统计学发展为一套严密的方法体系，广泛应用于当代社会科学。在针对人类品性的研究中，高尔顿首先意识到精确测量的必要性。他发明和改进了多种测量方法，为此深入研究了统计学，与皮尔逊一道开创了相关分析和回归方法。
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标识，“优生学”被描绘为一棵树的形态，其根基建立在多种学科（遗传学、统计学、人类学等）之上（来源：stanfordeugenics.com）
相比于优生学家的统计学遗产，他们基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发现则被当代学术界边缘化了，只有智力研究、行为遗传学和生物人类学等少数领域继承了他们的研究范式。例如，社会学在二十世纪早期曾受到优生学相当影响，后来在学理上几乎完全划清了界限。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每每被批评者贴上“优生学”的标签。
然而，优生学的污名化并没有阻止它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复活。优生运动衰退后，遗传学的进展突飞猛进，揭开了基因塑造生命的奥秘。只要遗传还在影响人类品性，人们就会试图干预遗传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遗传咨询、产前诊断和选择性流产为特征的预防性优生学逐渐在世界各国普及。产前确诊胎儿遗传疾病和先天畸形有利于保护母婴健康，各国政府和公众都乐于接受这种基于优生目的的人工流产。
尽管《基因彩票》的作者哈登仍将优生学与种族主义关联起来，但新优生学基本摆脱了种族主义的牵扯，围绕它的公共讨论聚焦于预防遗传疾病的技术问题。基于精液冷冻、超促排卵、体外受精和胚胎保存移植的成熟技术，胚胎选择和基因编辑为改变人类下一代的品性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人类遗传学已经发达到可以用“多基因评分”描述个体的多项遗传特性，根据这一指标选择的第一个胚胎也已于二〇二〇年在美国孕育出生。
通过干预生殖细胞，基因工程既可以规避最具危害的基因，又能强化子女的性状和行为。追求完美的人类几乎注定会利用先进技术孕育“最佳”婴儿，就像二十世纪初的优生学鼓吹的那样。胚胎选择服务正在成为一项新兴产业，不少硅谷精英都以投资或消费的方式参与其中。如果这些技术在社会中普及，每对父母的理性选择就有可能导致整体人口的基因构成发生显著变化，实现早期优生学家想做而未做到的宏大目标。
基因重组（来源：nature.com、Malte Mueller）
然而，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优生技术恐怕尤其如此，人类也将面临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在新优生学改变的世界里，人类将会变得更高更快更强，同时也会被卷入一场新的生存竞赛，按照基因“质量”将社会成员分为三六九等。貌似“自愿”的优生选择在大规模普及后，很可能形成一种社会通则，就像产前基因筛查在一些国家已是标准化的流程。如果有人拒绝使用优生技术生育后代，人们可能将其看作非理性的行为，他们的子女也真有可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实现“提高国民素质”的政策目标，一些国家还有可能积极干预民众的生育过程，或者通过福利和补贴等手段影响其生育决策，使新优生学变成一种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必须将新优生学的有关议题纳入公共议程，全盘考虑政策选择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智商测试、克隆技术、基因工程和染色体变异等话题不时引发舆论关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研究它们在技术、伦理、法律和政治等层面的各类问题。对于评估当代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旧优生学的是非成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助于防止世人滥用新的优生技术。
中国遗传学者贺建奎在二〇一八年宣称，他利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方法，协助一对夫妇生下两个健康的婴儿。学术界对此事颇有质疑，他本人也为此坐了三年牢。贺建奎出狱后在社交媒体上颇为自得地写道：“我被指控犯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行。……我唯一的‘罪行’就是超前于时代。”考虑到国内的人工成本较低，对于生物技术的监管较少，像他这样的学者们的确有可能带领中国成为“优生大国”。不过，二十世纪的优生学家也曾怀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他们的理想最终以悲剧收场，新优生学又将迎来怎样的罪与罚呢？
（Control: The Dark History and Troubling Present of Eugenics, Adam Rutherford,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23. 《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美]凯瑟琳·佩奇·哈登著，陆大鹏译，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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